译者按
本文译自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所著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Routledge，2014 年第三版）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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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形态各异，规模不一。它们可以形诸文字，可以上传网络，可以拍摄成影像，可以绘制成图画，可以标注于地图，甚至可以通过表演来呈现。它们可以只关乎一个人，也可以关乎整个宇宙。它们可以用寥寥数语表达，也可以铺陈为多卷巨著。历史书写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它们都是抉择的产物。这些抉择反映了历史书写者所持的信念，即他们认为受众应当如何理解过去。

史学史是对各种历史书写及历史本身的研究。史学史家不仅研究历史书写者的抉择，还会追问，在历史书写的性质或目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共通的根本观念或信念。

我是一名史学史家。有些人觉得这个职业选择令人费解。有人曾说，总有一天我会“安定下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还有人冒昧地认为，我把职业生涯的顺序搞反了，应该先成为历史学家，再去反思历史的性质与目的。更有甚者主张，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是史学史家，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史学史家，只有历史学家。除了指出要纠正我这种离经叛道的史学史路子大概为时已晚之外，我觉得这些说法颇有意思，因为它们都假定，史学史只能先于或后于历史，或者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认定史学史只能以一种方式被理解和实践。

研究历史书写和历史的方式不止一种。首先，历史书写可以被当作社会现象来探究。在世界各地，人们创造历史的方式有时大相径庭。例如，有些人将历史视为按时间顺序对事件进行解释，而另一些人则依据地点来组织他们对过去的叙述。也就是说，历史与其说是关乎事件发生于何时，不如说是关乎事件发生于何地。对大众历史理解的调查也凸显出，人们在理解过去时，使用照片、互联网等视觉与数字媒体的频率，远高于阅读书籍。

历史书写是社会性的。但历史书写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书写者个体及其受众的心理活动与状态的反映。关于历史书写的心理学研究，一直试图明确记忆、共情和历史回溯等关键活动的发展与运用。在历史思维是否体现在儿童乃至青少年的活动中，甚至创造历史是否应是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该做的事等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

也很自然地，有人指出，历史书写的形态随时间而变迁，因此史学史既是社会性的、心理性的，也是历史性的。事实上，历史式的研究进路在史学史中极为普遍，以至于阿瑟·马威克曾自信地宣称，“史学史”这个术语可以归并入“历史”之中。¹ 如果马威克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史学史研究会呈现出与历史研究同样多元、新颖的、关于个体与社会实践的阐述。然而，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对历史书写的历史性考察却彼此惊人地相似。简单描述起来，这种考察始于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前424年）；接着论及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前400年）更为精审的方法，以及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年）和塔西佗（约公元56—约117年）的“垂训”史学；然后梳理了古代晚期将《圣经》融入历史的过程，以及中世纪叙述人类随同或违背上帝之旅的“普世”历史（例如保卢斯·奥罗修斯约公元420年的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和弗赖辛的奥托约1146年的 The Two Cities）；并追踪了普世历史如何经伏尔泰（1694—1778）、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G. W. F. 黑格尔（1770—1831）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0）之手，转变为关于人类自由的世俗哲学。随着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的出现，一个“新”的、“现代”的史学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专业人士研究档案材料中记载的政治现象。这种历史观受到了经济史家和社会史家的挑战，随后又依次受到年鉴学派史家和文化史家、女性史、性态史和性别史家、后殖民史家，以及最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挑战。

对历史书写的历史性考察之所以具有相对固定的形态，至少有两大原因。第一，它们假定，历史书写随着时间推移已变得越来越好。这并非说所有评论家对“好”的理解都一致。例如，在阿瑟·马威克看来，“更好”意味着更“专业”，而专注于研究与交流的专业标准的达成，意味着只需对兰克之前的进路做简要交代即可。² 另一方面，在基思·詹金斯和阿伦·蒙斯洛看来，“更好”则意味着超越专业史学，走向对多元声音的拥抱，这些声音挑战了单一历史观念的存续。³ 不过，詹金斯和蒙斯洛也认同马威克的信念，即越晚近的历史，越值得关注。此外，他们为历史叙事设定的起点是一样的：兰克。

塑造历史书写之历史性考察的第二个假定是，二十世纪见证了一股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称之为“民主化”的空前浪潮。⁴ 概略地说，这意味着在二十世纪末，创造历史的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广泛。无论史学史家是否赞同这一发展，他们都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史的兴起所推动，而且它不仅向女性及其他先前被排斥的群体打开了这门学科的大门，还削弱了既有的史学假设，例如“客观性”与中立真理之间的联系。

这两个假定究竟有多坚实的依据，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容易评估。我们或许以为，解决办法在于对兰克之前的历史书写者进行更详细的历史研究，或者甚至去考察兰克那些使“他留给后世史家的遗产是‘无色彩’地审视历史证据这一图景”变得复杂化的思想。如果我们在一部关于历史书写的史著中拓宽所考察文本的范围，那么关于二十世纪历史空前民主化的传统论断会不会开始瓦解呢？如果考虑到书面文本之外的历史媒介，例如戏剧、魔术幻灯秀、地理信息系统、地图以及雕柱和门廊上的雕刻，这幅图景会不会变得更加复杂呢？我们该把什么算作一部“历史”呢？

我们该如何应对史学史中的“应然”问题？我们如何决定我们“应该”研究和传播什么？对此类问题通常的回应是，我们需要哲学分析。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背景下，著作家和思想家们都借助哲学分析，既来解决争论的焦点，也来阐明那些被认同、未被质疑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原则和假定。这是因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会作出或肯定某些假定，这些假定界定、细化、限缩或拓展了他们的活动。其中一些假定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而另一些则被频繁而长久地肯定，以至于显得不可更改或只能做微小调整。有些假定被公开辩论，而另一些则被深信不疑至无法清晰表述的地步。

为什么要质疑人们对历史书写及历史性质所持的假定呢？质疑假定，首先可以是一种伦理活动：也就是说，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弄清历史应该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创造，以及历史该如何指导我们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它甚至可能促使我们追问，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基思·詹金斯所想的那样，历史书写是否不合伦理，是否应当终结。第二，它可以是一种形而上学活动：我们可能会像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90—前21年）和黑格尔那样相信，追问有关历史的问题，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世间万物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理解存在与实在的本质，以及超越我们经验世界的概念和观念。第三，它可以是一种认识论活动，促使我们像R. G. 柯林武德和迈克尔·奥克肖特那样，思考历史知识的性质。第四，它可以是一种本体论活动，正如马丁·海德格尔对历史在存在与生成中所扮演角色的评估。史学史不仅反映了多学科的研究进路，也反映了各学科内部进路的多样性。

审视刚才所引的例子，你或许会想，史学史家是否和历史学家一样，也会有自己的假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是的，他们有。这可能会引出又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研究史学史家的假定？像 Metaphilosophy（1969—）这样的刊物鼓励撰稿人运用哲学分析，将哲学家们的方法、分析和领域置于审视之下。哲学分析是否也可以应用于史学史？如果可以，这是否就打开了无限回溯的大门（例如，元史学史家研究史学史家，元元史学史家又研究元史学史家，如此等等）？而这是否又暗示着一种等级关系，即元史学史家比史学史家更接近真理？

无限回溯是可能的——怀疑论者或许会用这一点来论证，我们对历史所作的任何陈述都不可能得到辩护或确定。或者，有人可能会主张，对历史进行哲学分析的各种问题与形式，最终或许可以通过诉诸个体的需求、心理倾向或权力意志来解释。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和史学史家所持的所有假定都是无法辩护的，也不认为它们都可以被化约为权力、意识形态、心理倾向或物质利益。我也不认为这些假定距离永恒不变的真理有远有近。我自己的观点更为开放，承认在不同的语境中，假定可能是基于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人们之所以持有这些信念，可能有许多原因，而追问这些原因是什么，必定是史学史家的关键任务之一。

本书旨在向读者介绍各类思想家关于历史所持的信念和假定。它并非一份基于流行度的“史上最伟大五十人”正典名单。我所选的许多思想家无疑会出现在这样一份名单上（例如吉本、兰克、修昔底德），但收录其他人物则很可能会令人意外。它也不是一份我期望读者去尊崇或效仿的典范汇编。我对思想家的选择，让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点。例如，试着调和尼尔·弗格森与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观点，甚至G. W. F. 黑格尔与威廉·H. 麦克尼尔的观点。此外，在我看来，“关键思想家”的一个标志是，其思想已在历史学界被广泛视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因此，对我而言，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 这本书既是建言，也同样重在激发思辨。

为了达成多样性和挑战这双重目标，我刻意对“关于历史的思想家”采取了宽泛的界定：即那些为我们提供历史著作、关于历史的高度抽象或极富实践性的论著，以及那些改变了历史探究形态的更一般性著作的人。我也采取了历史式进路来探讨哲学观点。遥远过去的思想家可能对当下的探究大有贡献；例如，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和中世纪法国史家弗鲁瓦萨尔的著作所提出的问题，对后现代史家而言仍具有相关性。直面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例如李维、波利比乌斯、比德、图尔的格雷戈里或马基雅维利所提供的那些世界观——的另一个好处是，这样做或许也能帮助我们与自己的观点获得批判性的距离。而且，从西方视角塑造历史，也并非欧美人所独享的特权。司马迁、伊本·赫勒敦和拉纳吉特·古哈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然而，本书的多样性是有限度内的多样性。它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包罗来自所有时代和地域、或来自不同性别、性取向、经济地位、宗教归属或残障状况的人士的等量齐观贡献。所选的大多数思想家，是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受过教育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如实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上述区域于十九世纪兴起，以及其后历史著作和史学论著数量激增的状况。此外，我并不认为对某个群体的历史（及其历史观）的研究只应由该群体成员进行。例如，米歇尔·福柯和理查德·埃文斯的著作，已被证明对那些对女性史感兴趣的人颇具启发。

为便于查阅，我选择了按字母顺序编排。我也相信，这种编排方式所造成的奇异组合，可能会激发批判性反思和对空白的思索。不过，为了让您能将各条目置于历史背景中考察，本书还提供了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目录。

与劳特利奇“五十位关键……”系列的其他著作一样，每个条目包含一篇短文，概述焦点思想家的生平信息和关键观点。我希望，每篇文章都能让您初步领略该思想家的兴趣所在、其处理过去的方式，以及他人（包括我自己）是如何与其思想进行对话的。我之所以说“初步领略”，是符合我的这一信念：本书提供的是出发的起点，而非抵达的终点。在读完我之所言后，我希望您能自行更深入地探究关于这些思想家的讨论以及他们本人的著作。我列出了每位著作者的主要作品和延伸资源。我之所以称后者为延伸“资源”而非“阅读材料”，是因为它们既包括印刷资料，也包括视听资料。在第三版中，我将延伸阅读书目精简为我认为是必读的文本，并力图将尾注的使用限制于标明出处，而非罗列进一步读物或作旁注。这与本书的导论性质相符。

当我在1998年为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 撰写第一版前言时，我曾表示，我料到余生都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没把某某人收录进去？” 我很高兴地向各位报告，我的读者们在这件事上没有让我失望，我期盼着未来许多年里，就史学史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展开更多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