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译自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所著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Routledge，2014 年第三版）一书中关于马克·布洛赫的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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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1886–1944）

马克·布洛赫的生平与著述中，有太多足以激励每一位心系历史之人的东西。他不仅为一种“更宽广、更人性化的历史”孜孜不倦地工作，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的解放献出了生命。马克·莱奥波德·邦雅曼·布洛赫（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1886–1944）是杰出的罗马史家古斯塔夫·布洛赫与萨拉·埃布斯坦·布洛赫之子，他视自己为“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后一代人”（《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58页）。当他还是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和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时，舆论正因为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是否向德国出卖了军事机密而严重撕裂。德雷福斯事件让布洛赫意识到了当时法国社会中的反犹主义，也愈加激起了他对谣言与错误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及起源的兴趣。

在高等师范学院期间，布洛赫还亲历了法、比两国史家围绕历史学本质展开的激烈论辩。一方以夏尔·塞尼奥博斯和夏尔‑维克多·朗格卢瓦为代表，汲取德国学术资源来确立历史的科学原则；另一方如亨利·奥塞、阿方斯·奥拉尔、费迪南·洛和亨利·皮雷纳，则主张一种更宽广的历史观，将社会的、文化的、语言的、地理的和经济的因素一并纳入。

当布洛赫开始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念时，他首先将历史与科学做了比较。他在笔记中写道，化学和生物学涉及分析与分类，而历史大体上在于描述和叙述。历史与科学在处理现象的方式上也有差异。科学家处理的是仅经过他自己意识的简单现象，而历史学家处理的则是既经过自身意识、又经过历史行动者意识的“心理社会”现象。布洛赫认为，这意味着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可能存在无数种可能。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历史学家可以追求科学的有效性¹。至于他那“宽广”的历史观，则是后来在其著作中才逐渐展现出来的。

1908年，布洛赫申请巴黎梯也尔基金会的博士奖学金未果，随后离开法国前往柏林和莱比锡求学。然而他的第二次申请获得了成功，一年后他返回法国，着手研究12、13世纪巴黎周边乡村地区农奴制的消亡。布洛赫希望通过对领主权档案与教会档案的考察，对某一特定地域中个人摆脱封建人身依附所涉及的社会、法律与经济面向，做出系统性的说明。在第一年，他绘制了显示法兰西岛地区农奴制消亡的地图，并考察了农奴制的本质。日后回荡于他著作中的诸多主题已初露端倪：法国乡村社会中的圈田与敞田；11、12世纪巴黎周边的土地开垦；教士在社会与经济中的角色；君主制与农民的关系；封建司法的诸形式；什一税的起源；以及中世纪艺术、文学与建筑的社会政治面向。

在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布朗什·德·卡斯蒂耶与巴黎教务会议的农奴》中，布洛赫论证说，1251–1252年那道释放了数名被囚禁在圣母院回廊中的农奴的王室法令，与其说是人类自由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虚弱的君主制试图在教士和市民阶层面前伸张自身权力的行为。在这篇论文中，也如同在后来的著作中一样，布洛赫对范围广泛的证据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在其他的早期论文中，例如《古代封建法中臣服礼解除的诸形式》，他则以独特的视角触及重要的历史问题。在该文中他提出，解除封建纽带的礼仪存在多种变体，这支持了封建法律与实践并非整齐划一的论断²。布洛赫第一部重要的专著是关于法兰西岛的。尽管这部书属于亨利·贝尔《历史综合杂志》在1903年至1913年间推出的“法兰西诸区域”系列，布洛赫却不承认法兰西岛是一个统一的区域。在探寻能够界定一个独特区域的特征时，布洛赫考察了影响人们选择定居地的因素，以及乡野的自然地貌如何反映人的观念与行动（《法兰西岛》，1913年；英译本 The Ile‑de‑France）。

1912年奖学金资助结束后，布洛赫在蒙彼利埃的一所中学谋得教职，一年后又转到亚眠的一所中学。在亚眠期间，他撰写了一篇针对其未来的合作者吕西安·费弗尔所著《弗朗什‑孔泰史》的批评性书评，并在学校的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论述抱持“批判精神”的重要性。在这篇演讲中，他重申了这样的主张：与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要双重承受人类记忆的弱点与脆弱性。因此，历史学家的大量工作就在于辨识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者为可能。他或她无法回避判断：“如果你的左邻说二乘二等于四，而右邻说等于五，你不要就此得出结论说答案是四又二分之一。”³

布洛赫发表这篇演讲后不久，德国便对法宣战并入侵比利时。布洛赫被派往第272后备团担任军士，自1914年至1918年间沿法比边境参加战斗，两度负伤，四次受勋，并晋升至上尉。战友们的英勇给布洛赫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对军队领导层却颇有微词⁴。停战后，布洛赫在新近收复的阿尔萨斯地区新设立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助理讲师职位。在斯特拉斯堡期间，他娶了西蒙娜·维达尔，组建了家庭，并结识了现代史家吕西安·费弗尔。布洛赫与费弗尔对历史的本质有着许多相似的看法，尽管布洛赫对涂尔干社会学以及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更感兴趣。此后，两人共同致力于在欧洲拓展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视野。为获得正式教职，布洛赫必须取得博士学位。为此，他将1912年的论文《古代封建法中臣服礼解除的诸形式》的修订稿与一部新作《国王与农奴》一同提交审查。《国王与农奴》旋即出版，并奠定了布洛赫作为中世纪学家的地位。在该书中，布洛赫指出，1315年路易十世和1318年腓力五世颁布的两道解放敕令，并非对人道自由的背书，而是程式化的权力宣示（《国王与农奴》，1920年）。

在此期间，布洛赫还撰写了卓越的著作《国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1924年；英译本 The Royal Touch）。布洛赫借助医学、心理学、图像学和人类学的洞见，分析了在英法两国，人们相信国王能够奇迹般地治愈瘰疬（一种颈部淋巴结核炎症）这一信仰的起源、演变与消亡。据布洛赫所言，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法王虔诚者罗贝尔行此奇能，以确立其王朝的正当性与世袭权利。后来，亨利一世或二世采纳了这一做法以制衡教士的权力。在布洛赫看来，君主对权力的宣示与基督教受膏君主的观念相结合，催生了国王触摸的仪式。因此，在法国和英国，王权不仅以军事、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展现出来，也以奇迹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这部著作中，也如同在更早的文章《一位历史学家关于战争谣言的思考》中一样，布洛赫提出，要发现谣言与误解如何获得人们的采信，历史学家就必须审视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即种种前见与感知）。对他来说，谣言与误解正是我们得以模模糊糊地窥见集体表象（集体意识）的那面镜子⁵。评论家们赞赏布洛赫巧妙地运用国王触摸的案例来照亮政治史，但也有人指出，他并未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这一现象，并且预设了信仰的一致性⁶。在这部作品中，布洛赫向我们展示了，通往过去的道路有很多条，其中一些路径颇为奇异而不同寻常。

通过对国王触摸的研究，布洛赫被引入了关于封建主义本质的讨论之中。在有关封建主义的著作中，布洛赫在两种观点之间选取了一条中间道路：一种观点认为，10世纪至13世纪间的欧洲存在一个统一的封建体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各地差异如此之大，以致无法对封建主义做任何概括。在他看来，封建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的、契约式的体制，建立在相互的依附关系之上，以或多或少相似的形态存在于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而且，尽管封建主义随着城镇、货币经济与民族君主国的兴起而趋于衰落，但它仍然存活在政治契约的观念之中⁷。他还撰文论述比较方法在历史学术中的角色。虽然比较方法并非布洛赫所开创，但他在《为欧洲社会比较史而作》一文中宣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未来，或许正取决于比较方法的运用（英译“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载《中世纪欧洲的土地与劳动》，第44–81页）。在该文中他提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其一，在时间与/或空间上相距遥远的各文化中探寻普遍现象。其二，对相邻的或共时的社会进行平行研究。布洛赫偏好后者，因为他认为这将产生更为丰富、更为精确的成果（同上，第46–48页）。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比较单位的性质与限度。也就是说，比较单位的规模到底可以有多小或者多大，才于历史研究有益？

此外，布洛赫还对法国田野制度的多样性，以及土地转变为个人圈围的持有地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深感兴趣。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他的下一部重要著作《法国农村史的特征》（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1931年；英译本 French Rural History）中。这部著作被许多学者视为布洛赫的巅峰之作。在其中，他借助范围异常广泛的证据——最引人注目的是地图——描述了从中世纪早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还运用了所谓“逆行法”来“倒读历史”，因为他相信，从已知走向未知是明智的。

1921年，布洛赫与费弗尔在欧洲和美国寻求支持，以期建立一个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性网络与期刊。他们那宏大的合作研究与出版计划并未完全实现，但八年后以调整过的形式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份期刊中，也就是今天仍在出版的《年鉴：历史学，社会科学》⁸。在创刊号中，他们勾勒了三重目标：提供一个将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学者聚集在对话之中的论坛；质疑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以及将社会划分为原始与文明的做法；并创建一个关于人的科学的共同体⁹。尽管布洛赫和费弗尔之间就期刊的范围和风格一度出现紧张，他们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果丰硕地合作共事。在费弗尔迁往巴黎，在声望卓著的法兰西公学院就职之后，沟通变得尤其困难。布洛赫也曾谋求法兰西公学院的职位，却未能如愿；他相信，这是因为他自身的犹太背景和激进的历史观念。失望之余，他转而将目光投向索邦，并于1936年在那里获得经济史教授席位。在索邦，他与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共同创立了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圣克卢和丰特奈高等师范学院授课，并在法律史委员会和法国大革命经济史委员会中任职。

然而，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那部他生前见到付梓的最后一部著作上：《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两卷，1939–1940年；英译本 Feudal Society）。在这部著作中，布洛赫对9世纪至13世纪西欧与中欧社会的社会结构做出了极尽精妙的描绘。他描述了前后两个封建时期：一个脱胎于入侵与破坏，另一个则以经济扩张与思想复兴为标志。他不仅考察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本土”封建体系，还将它们与被植入的体系（例如英格兰）、封建主义未获接纳的地区（如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弗里西亚）以及欧洲以外的体系（例如日本）做了比较。布洛赫所描绘的那幅关于“感觉与思维模式”及社会凝聚力的图景，视野宏阔却又细节丰赡。举例来说，书中包含了关于中世纪时间概念的理解、史诗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马镫的重要性等引人入胜的叙述。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出版时机，《封建社会》起初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包括吕西安·费弗尔在内的批评者们，指摘布洛赫忽视个体、弄错封建关系演进的年代次序、将主要焦点局限于加洛林世界的边界之内，以及过分强调现代民族主义的中世纪根源。不过，几乎没有人怀疑它是对中世纪史的一项里程碑式贡献¹⁰。

布洛赫刚刚完成《封建社会》，欧洲局势便急剧恶化，他被召回军中。1940年年中，随着军队与政府灾难性地投降，法国三分之二的领土落入德国控制。布洛赫一家因犹太背景而惧怕遭到迫害，逃往“自由区”——即未被占领的克莱蒙费朗。布洛赫得以在流亡中的斯特拉斯堡大学（驻克莱蒙费朗）和蒙彼利埃大学短暂工作，但日益加剧的反犹主义先是迫使他试图将家人移往美国，随后自己又逃往富热尔。尽管不得不辗转迁移，且失去了笔记和藏书，布洛赫仍能坚持写作。迁入未占领区后不久，他便对法国的崩溃撰写了一份批判性的评估，该文在他身后以《奇怪的战败》（L’étrange défaite，1949年；英译本 Strange Defeat）为题出版。

布洛赫还将他对历史及历史方法的反思记录在了或许是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1949年；英译本 The Historian’s Craft）之中。在这部书里，布洛赫将支撑其史学著述的那些观念提到了前场。《历史学家的技艺》是对他儿子“历史有什么用？“这一提问的回应。布洛赫将历史描述为”时间中的人的科学“，抨击那些迷失于政治和起源研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竖立壁垒的人（《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8页以下，第150页以下）。当受到严谨的研究时，历史不仅滋养想象力，还能使人达到对人类故事的理解。这便要求认识到：追寻证据即是在穿过形形色色的文献时追踪痕迹；对证据进行诘问；根据语境诠释证据；对证据进行比较；克制以自身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过去的事件；以及寻找一种词汇，既能描述“事实的确切轮廓”，又保有“适应未来发现的必要弹性”（第50–62页，第91–119页，第130页）。

《为历史学辩护》最终并未完成，因为1944年6月16日，布洛赫因其在联合抵抗运动中的活动而被德军处决。尽管如此，他仍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延续下去。正如他在写给吕西安·费弗尔的献词中所言：

长久以来，我们共同为一种更宽广、更人性化的历史而工作。今天，我们共同的使命正受到威胁。这并非因我们的过错。我们暂时被不公的命运所击败。但我深信，我们的合作必将有朝一日再度公开，再度自由。在此期间，正是在这些满篇都充溢着您之在场的书页里，就我这方面而言，我们共同的事业仍在继续。

布洛赫的事业确实延续了下来。今天，他在法国被尊为历史的英雄。1977年，他获得了国葬迁葬的荣誉；诸多街道、中学、大学和研究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亦被尊为史学史的英雄，各种取向的历史学家都自觉地将自身视为他那扩展了的历史视野的继承者。

布洛赫主要著作

The Historian’s Craft（《历史学家的技艺》），L. A. Manyon英译，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1949年。
Strange Defeat: a Statement of Evidence Written in 1940（《奇怪的战败：1940年写下的证词》），G. Hopkins英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
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2卷，L. A. Manyon英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法国农村史》），J. Sondheimer英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Papers（《中世纪欧洲的土地与劳动：论文选》），J. E. Anderson英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
The Ile de France: the Country around Paris（《法兰西岛：巴黎周边地区》），J. E. Anderson英译，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国王神迹：英法王权的神圣性与瘰疬病》），J. E. Anderson英译，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年。
Slavery and Serfdom in the Middle Ages: Selected Essays（《中世纪的奴隶制与农奴制：论文选》），W. R. Beer英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
L’Histoire, La Guerre, La Résistance（《历史，战争，抵抗》），巴黎：Gallimard，2005年。

延伸资源

Burke, P.,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Cambridge: Polity, 1990.（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89》）
Fink, C.,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芬克，《马克·布洛赫：历史人生》）
Hill, A. O., Hill, B. H., Jr, Sewell, W. H., Jr, and Thrupp, S., ‘AHR Forum: Marc Bloch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0, 85 (4): 828–857.（希尔等，〈AHR论坛：马克·布洛赫与比较历史〉）
Lyon, B., ‘Marc Bloch: Did He Repudiate Annales Histor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987, 11: 181–191.（莱昂，〈马克·布洛赫：他摒弃了年鉴史学吗？〉）
Lyon, B., and Lyon, M. (eds), The Birth of Annales History: the Letters of Lucien Febvre and Marc Bloch to Henri Pirenne, 1921–1935, Brussels: Comm. Royale d’Histoire, 1991.（莱昂编，《年鉴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书信集，1921–1935》）
Walker, L. D., ‘A Not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Marc Bloch’s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y and Theory, 1980, 19(2): 154–164.（沃克，〈关于历史语言学与马克·布洛赫比较方法的一则札记〉）